广州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和金融服务是高质量发展的新“三驾马车”。广州应在高质量发展中引领新一轮开放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和金融服务是高质量发展的新“三驾马车”。广州应在高质量发展中引领新一轮开放。资料图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找到”广州高质量发展的“新钥匙”。

3月17日下午，这位看好广州潜力的知名专家出任广州首届百家新锐企业培优计划顾问。他以广州为例，从技术进步、人才建设、制度改革等多个方面系统阐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在郑永年看来，一方面开年后全国有28个省市高规格提出“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动力日益降速，当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三驾马车”。

“不能还靠传统模式支撑高质量发展。”郑永年认为，高规格提出“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清晰回答“高质量发展的来源是什么”的问题。他提出，改革、开放、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法宝。基础科研、应用技术和金融服务是高质量发展的新“三驾马车”。广州应在高质量发展中引领新一轮开放，驶出高质量发展新“三驾马车”。

传统模式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传统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还能不能支撑高质量发展？”这是郑永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逐个分析说，基础设施下一步大规模投资的空间有待明确，但硬基建主要方向应是局部的改善和升级为主。贸易出口受到欧美市场自产自销和贸易壁垒的限制，大幅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消费短期内仍在消化疫情的影响，恢复还有一个过程。

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未必能持续带来令人期待的新增量。当然，基础依然需要夯实，比如当前各地陆续加码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有其客观作用。

郑永年解释说，广东目前面临的局面，日本也曾经遇到过。该国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但随着人口增速下降，基建带动的效益并未如预期。小城市交通虽然更便利，而大量年轻人口还是往东京等大城市集聚。对于广东来说，未来一段时间内粤东粤西粤北年轻人口进一步向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依然明显。

在上述两个大背景下，郑永年认为广州新基建的目标应该在吸引大量高素质的年轻人上，空间则在城中村。广州2023年以来的多个举措，恰和这个方向相符。2023年开年，从省市区两会再到各级召开的高质量发展大会，几乎没有一个会议上未提到“城市更新”。2023年，广州市城市更新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将达2000亿元，同比增长超60%，突破历年城市更新固投任务纪录。全市将重点推进127条城中村改造，同步实施城市重点功能区成片连片改造。当前，广州作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城镇化率高达86%以上，中心城区多区城镇化率已达100%，城市发展正在进入从“存量”要“增量”的去规模化时代。

解决“中等技术陷阱”

那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量在哪里呢？郑永年认为相比过去GDP的高增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追求高质量发展更看重人均GDP增长。亚洲四小龙人均GDP平均约为3万美元，其中新加坡人均GDP更是高达7万美元。目前广州人均GDP是2万多美元，要实现追赶，过程并不容易。

郑永年说，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统计，二战以后近 150 个国家/地区中，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只有十几个，其中大部分是中东一些产油国。除了这些资源类型的国家/地区之外，只有早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的关键制约因素便是科技创新。因此，他认为相比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更应该注意避免陷入“中等技术陷阱”。“中等技术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但长期看，由于跨国公司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仅将成熟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也意味着，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本土的企业又不能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的空间，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

“只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问题都是暂时性的。”郑永年接着说，广州乃至广东都需要新的经济思维。一个经济体如果要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为发达经济体，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而技术升级是其中的关键与核心。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当前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有新“三驾马车”。分别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和金融服务。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提出高质量发展应该有新“三驾马车”后，郑永年提出，广州要发挥好高质量发展新“三驾马车”的动能，离不开技术升级与创新，要实现技术上的创新和进步，必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建设一大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机构；培育一大批具有转化能力的企业或者机构，既可以是国企，也可以是民企；打造具有能够支撑科技进步的金融服务。对于广州而言，这三个条件都是具备实现基础的。

郑永年举例说，政府应提前发现、培育未来可能成为“独角兽”的企业，进一步强化市场的力量，清理阻碍市场发展的阻力，帮助这些企业更快地成长起来。同时建立完善的企业服务体系，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通过法治化，而非行政化的手段推动企业发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龙头企业可以控制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将零部件制造开放给其他企业去做，促使中小企业能够进入龙头企业的供应链体系。

近期，总规模2000亿元的广州产业投资母基金、广州创新投资母基金揭牌。在郑永年看来，此举意义重大，应精准了解世界产业尤其是先进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要运用大数据手段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产业并给予金融支持。同时，产业基金要和大学合作投资与技术科研，培养一个致力于追求科学兴趣的研究群体，以期更好地实现产业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系统。希望新成立的广州两大母基金要善于探究，善于总结经验，让广州模式可复制、可推广、可辐射，不仅助力于广州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也要助力于国家发展。

要实现技术上的创新和进步，广州还要更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郑永年指出，香港有5所高校在全球排名前一百名，科研系统非常好，而珠三角企业的应用技术转化能力非常强。香港可以做基础科研，转化则可以放在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要从南沙开始，与前海、横琴在制度型开放、规则机制、标准管理等方面进行对接。“在跟香港进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时，也是在与国际接轨。”他建议，珠三角可以学习香港的规则、标准。香港的金融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仲裁、医疗教育、社会管理等方面均与国际接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可以探索与香港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而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